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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华:社会工作的悲剧性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3/5/16 22:08:37   来源:社工观察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从一开始,社会工作就具有某种悲剧性的色彩。因为社会工作者非常清楚,尽管其怀有某种拯救者性质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但也不可能帮助到所有需要其帮助的人和社区,这不仅是因为人手数量上的局限导致必然力不从心、根本无法做到,也是因为所持有的资源实在有限、完全不够分配。即便是对于能够帮助到的人和社区,这点稀薄的资源所能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也相当局促。尽管社会工作将服务对象分为重点关注、经常关注、一般关注三类,并且宣称是为了更好地令资源得以有效运用,但这种做法背后实际折射出的却是资源短缺和紧张的另一面,以至于不得不如此划分,从而保证有限和宝贵的资源能够得到最“充分”和最“必要”的使用,避免被“浪费”。

       假如从效率的角度讲,我们或许可以认同这样的做法,但同时也意味着承认有时为了节省资源而可能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再进一步,即便是对于重点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也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用于其中某一人身上,而仍然必须进行分配,并通过小心翼翼的评估,来决定到底在每一位那里究竟该投入多少才是“合理”的,从而力争以最小的资源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效益”即“产出”“成果”。因此,我们便常常看到,对于服务对象的具体关怀总是被安排在某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然后社会工作者就宣告对其的服务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可以到底为止画上句号结案了。无论在如此短促的服务周期内是否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不免令人狐疑,也不论这位服务对象日后是否还会旧态复萌,结案就是结案。结案意味着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这位服务对象将不再成为关切重点和资源投入的重心,社会工作者将把剩余的资源用于其他等待服务的对象。尽管我们在社工服务的文书中可以看到对于业已帮助过的服务对象的“追踪服务”之类的文字,但这些文字多半都是些敷衍之词,目的只是为了表明服务程序的“完整性”而已。
     事实上,社会工作者经常感到无能为力。因为其发现,导致服务对象产生问题的根源,绝大多数都来源于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如果真的想彻底解决服务对象所面临的问题,从而令其完全摆脱困境,就必须改变“结构”。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与医生不同。对于前来就诊的病人,医生只需治疗其病痛即可,至于产生这些病痛的根源,则并不在医生的诊治范围内。比如,有位病人由于遭受家暴而前来就诊,医生只需对症疗伤并书写病历,如果情况非常严重,可以按照规定的义务报警,并在公安或司法部门调查时提供证词或出庭作证,至于病人为何会遭受家暴和如何通过改变该家庭的关系或权力结构以避免或制止家暴的继续发生,作为医生,没有必然的责任去予以溯源和探究。
      但社会工作者则不同,当其同样在帮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时,常常会发现,家庭暴力的发生不仅源于某个具体的个人和家庭关系或权力体系自身,也来源于社会之中一直存在的性别领域的“结构性暴力”,包括偏见、歧视、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管理部门的不作为等等,而要想改变这些导致家庭暴力发生的、另一方面更为深层的根源,单凭社会工作者本身,根本无法做到。只要这些“结构性”暴力依然存在,家庭暴力就会不断发生,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却只能充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补救者角色。当然,社会工作者也可以通过宣传和家庭教育等方式,来力图防止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但迄今为止,这样的努力究竟有多大成效仍犹未可知。并且,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介入家庭事务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困难之事,毕竟,家庭的卷闸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掀开的。
     更具悲剧意味的是,虽然社会工作者力图解决由结构引起的问题,但其自身却也同时受制于结构。因为,对于某个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有多方的介入、协同和联动才能实现。也正因如此,在解决问题这件事情上,本身就形成了一种由共同行动者构成的关系结构。社会工作者在这个结构中,只拥有很少的话语权。比如,在解决社区所面临的某个具体问题上,社居委在问题解决的结构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和指挥权,而社会工作者只是参与者、建议者和具体行动的承担者,并且只是某些行动的参与者,如果社会工作者能够或得以参与的话。例如,对于小区居民违章搭建,社居委、城管部门和物业,才是真正的权力行动者,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问题上,社居委和物业也才是真正的权力行动方,社会工作者于其间,更多扮演的只是宣传者、倡导者和引导者的角色,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和进入业主群等方式,来进行呼吁,有时难免还会遭到来自于居民的诘问、斥责和抨击。而一旦社区暂停行动、城管部门拖延或物业拒绝履行职责,社会工作者也就基本难有作为甚至无所事事。
       这种结构中的边缘地位,进一步加深和加剧了社会工作者的无力感。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本质原因,在于社会工作者本身所拥有的权力和所能供其调动、支配的资源的匮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以驻村工作队为例,由于本身即携带一定的权力和资源,因此,虽然同样具有某种“嵌入性”,但很快就成为了村庄治理的行动者结构中极为重要的角色。尽管作为行动者结构中的成员,或多或少都会受制于其所属的结构,并依结构的规定和要求来开展行动,但其在结构中的地位却是各不相同甚至有着某种程度的高低之分的,这也决定了同为结构中的成员,各不相同的行动空间和行动分量。正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那样,在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乃是一个关键要素,因为它决定着行动者的行动指向和行动样态,决定了行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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